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德國進攻猶太人居住的地方
希特勒為什麼派軍隊屠殺猶太人
他對猶太人沒有恩怨...
德國進攻猶太人居住的地方
希特勒為什麼派軍隊屠殺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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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歐洲反猶主義的歷史根源
“反猶主義”一詞在英文中為“anti-semitism”,其動詞形式為“anti-semite”，它是由首碼“ anti”和詞根“Semite(閃米特族)”組合變化而來，從字面意思上看，應是“反閃主義”。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人們都習慣於用這一辭彙來指代反猶主義。有學者認為這一辭彙是在19世紀由德國記者威廉•馬爾因在《猶太教戰勝德意志社會》中首先提出來的，儘管這一辭彙出現於19世紀，對猶太人的迫害早在上古時期就已出現。我們一般認為反猶主義是一種把整個猶太人作為迫害和排擠對象的社會現象、社會思潮和社會行為，反猶主義在不同的社會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在歷史上，歐洲的反猶主義最為嚴重，對歷史的影響也最大，歐洲之所以會頻頻發生反猶的惡浪是由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特點所決定的。
1、歷史的慣性作用。歐洲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迫害始於希臘羅馬時期，當時主要是為了推行希臘化政策，鎮壓猶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羅馬帝國的滅亡以後，一方面帝國內長期推行的反猶政策在社會中形成的反猶排猶思潮並沒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羅馬帝國推行的反猶措施被後羅馬時代各國所繼承。日爾曼部落打敗羅馬帝國以後，最初並沒有積極的學習希臘羅馬的優秀文化，而是去繼承和發展基督教，也包括對被稱為“異教徒”的猶太人的迫害。例如在西元438年生效的羅馬提奧爾西法典中規定的針對猶太人的附加條款，後來就成為一些人反猶的法律依據。
2、經濟上的偏見和短視。由於猶太人一直被視為魔鬼和異教徒，所以他們的就業和經營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從事商業和金融業，特別是高利貸行業。流散到各地猶太人憑藉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斂起大量財富，但這又會成為當地人妒嫉和仇視的對象。基督教禁止基督徒進行放貸食息，所以猶太人的放貸一直被視為是“罪惡勾當”，實際上“這是一個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後則是基督教歐洲對猶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種族歧視。”1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繪的猶太高利貸商夏洛克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歐洲人心中對猶太人的偏見。
歐洲統治者一方面迫害猶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猶太人作為“敲竹槓”的榨取對象。法國統治者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滑稽，從西元1182年到1321年，法國曾四次驅逐猶太人，為了財稅收入又四次召回猶太人。1361年法國國王好人約翰被英國俘虜，為了籌集巨額贖金，允許猶太人返回法國，1394年又把他們驅逐了出去。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阿巴•埃班在《猶太史》中曾寫道“他們（猶太人）在英國短暫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紀猶太人的命運：始則受鼓勵，繼而受辱，受迫害，最後則遭驅逐。”2近代歐洲資本主義興起以後，猶太人在經濟競爭中的優勢也成為非理性反猶的新藉口，一些反猶組織通過聯合抵制的辦法反對猶太人，把猶太人排除在一些行業和社團組織之外。在奧地利，一些反猶主義者在報紙上和集會上就公開打出“不從猶太人處購貨”的口號。法國反猶分子愛德華•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國猶太人》一書中竟然提出：法國的經濟蕭條和社會貧困是猶太人的罪過。他認為猶太人在法國人口中雖然只占0.25﹪，可是他們卻掌握著法國一半以上的財富，所以要徵收猶太人“顯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財產”。這本書在出版的當年就售出了十萬冊，在社會上起到了極大的蠱惑作用。
3、政治地位的缺乏。猶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數族裔的面目出現的，他們的經濟地位凸顯了他們這一群體的獨特性，但他們始終沒有完全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來保障自身的利益，這使得他們始終是一個脆弱的群體，再加上一些當權者別有用心的縱容和挑唆猶太人常常會無端的成為權力爭鬥犧牲品。在中世紀，一些歐洲國家統治者為了討好教會，不遺餘力的迫害猶太人。到了近代，歐洲各國的統治者為了轉移國內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視線，又往往拿猶太人作為“替罪羊”。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的沙皇政權就利用反對猶太人來轉移國內的不滿，在當時的反猶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世紀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納粹勢力同樣是利用人們對猶太人的仇視來一步一步奪取權力的。從歷史上來看，從《聖經》中在埃及為相的約瑟到在波斯國為後的以斯貼，從近代歐洲的“宮廷猶太人”到當今美國的猶太人，凡是猶太人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時候，其權利就可以得到較好的維護，就可以有效的抵禦反猶主義的攻擊。
4、宗教文化上的不相容性。西元4世紀後隨著基督教被羅馬帝國宣佈為國教後，它就逐漸在歐洲取得了統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來自猶太教的質疑，被基督教奉為經典的《新約》和基督耶穌一直為猶太教所否認，這種否認實際上就是對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種質疑“幾千年來，上帝、托拉、以色列一直是猶太教所包含的內容，猶太人對這些東西的忠誠就成為反猶主義的一個藉口。它們使猶太人被視為局外人，更為重要的是被視為是對非猶太人神祗合法性的一種挑戰。”3這是基督教占統治地位的歐洲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宗教傳說中的猶太人對基督耶穌的迫害，以及一些人別有用心的把猶太人附會成為出賣耶穌的猶大的後裔，這些宗教傳說不論其真實與否，在基督教會不厭其煩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加深著基督徒對猶太人的偏見，並導致了一種強烈的宗教復仇情緒。最後是在宗教價值觀上的對立。
猶太人自認為是上帝的“特選子民（the Chosen People）”，與上帝有著某種契約關係；基督教雖脫胎於猶太教，但已演變成一種普世的宗教，它認為所有的人都可以歸化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負有拯救人類和世界的使命。所以，當基督教與具有優越感的猶太教迎頭相撞時，衝突就不可避免了，要麼被歸化，要麼成為“萬惡不赦”的異教徒。正因為如此，那些狂熱的十字軍戰士在東征時就提出了“幹掉一個猶太人，以拯救你的靈魂”的口號，基督教會也想盡辦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來迫使猶太人改變信仰乃至消滅掉他們。
猶太人由於在宗教和價值觀上的獨特性，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有別於基督教世界。這種差異使他們往往被視為是“非我族類”，進而形成一種深刻的偏見。按理上說這種差異並不一定能成為現實的衝突，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內部都存在兩種機能：排斥性和包容性。排斥性有助於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穩定，它是一種文化出於保護自身的本能而對外來異質文化的做出的反應。包容性則有利於吸收外來文化並適應社會的發展。這兩種機能發揮作用並不是同步的和均衡的，它與這種文化自身的自信程度和開放程度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等有著密切的聯繫。由於希臘羅馬以後的歐洲世界不具有中國文化上的那種優越和自信，再加上基督教佔據社會思想主體地位後所帶來的偏執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對異質的猶太人和文化表現出了強烈的排斥而不是寬容。這樣，以兩種不同宗教信仰為主體的社會在文化生活上表現出的差異竟然成了一種現實衝突的藉口。
二 歐洲反猶主義的歷史特點
1、反復性和週期性。歐洲歷史上的反猶活動不僅出現很早，而且持續的時間也很長，並呈現出一定的週期性。歐洲的反猶主義從上古時期產生以後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它往往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反猶浪潮，這種週期性在不同的時期受著不同因素的影響。在古代，它主要受宗教和統治者的寬容程度有關，這也是宗教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反猶程度在總體上遠高於其他時期的一個原因所在，而在當權者相對寬容的南歐和西南歐猶太人的生活狀況略好一些。到了近代，社會經濟狀況、政權的民主程度和民族主義勢頭也成為影響反猶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社會經濟狀況惡化的時候，猶太人就很容易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更是如此。在一些社會相對比較民主和民族主義情緒不是那麼激烈的時候，反猶主義程度也就會略輕一些，因此從總體上看，進行資產階級革命較早的西歐反猶主義要比東歐和俄國稍好一些。當然這並不是絕對的，比如民主化程度較高的法國在1894年還爆發了像“德雷福斯案件4”這樣的惡性反猶事件。
2、殘酷性。歷史上歐洲各國對其他一些少數族裔如吉普賽人的歧視也同樣存在，但都比不上對猶太人迫害的殘酷性.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偏見和歧視，而是對整個猶太民族的仇視和憎恨，它也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和觀念，而是一種遍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行為，即從肉體上和精神上對猶太人進行迫害的行為，這些行為還往往受著法律的保護和當局的默許。在整個歐洲，猶太人幾乎無一例外的被限制在“格都5”或是“柵欄區”之內，儘管如此，他們還經常被驅逐。生活中的猶太人不僅會經常受到反猶勢力毆打、掠奪和襲擊，還要面對時不時爆發的反猶大屠殺，先是基督教會對“馬蘭內”6和不願改宗者的屠戮、十字軍東征時的濫殺，後來是沙俄和東歐出現的“波格魯姆7”事件和希特勒的“最後解決方案8”，在歷史上對一個無辜的族裔進行如此殘忍的長期迫害恐怕為歐洲所僅見。
3、廣泛性。這種廣泛性首先表現在反猶主義存在的地域上，從南歐到北歐，從西歐到東歐，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反猶主義，猶太人生活狀況曾經稍好的伊比利亞半島、中歐的德國和東歐的波蘭、俄國等後來也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反猶活動。其次是社會階層的廣泛性，歐洲社會，從政治、知識精英到一般民眾，從宗教人士到非宗教人士以及不同的教派之間不管內部有無分歧，在反猶問題上都是一致的。政治猶太複國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利奧•平斯克對此曾有過精闢的論述“對於活著的人，猶太人是死去的人；對於當地人，他們是異己和流浪者；對於有產者，他們是乞丐；對於窮人，他們是剝削者和百萬富翁；對於愛國者，他們是沒有祖國的人；他們是社會各階層都厭惡的競爭對手”9。這種廣泛性還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教育等，凡是有猶太人生活的地方，反猶主義就會尾隨而至。
4、宗教性。縱觀歐洲歷史上的反猶活動大都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不僅許多反猶活動以宗教因素為藉口，歷次反猶活動中與宗教有關的教堂和墓地也會成為襲擊的目標。猶太人進入歐洲不久，基督教就上升為國教。從西元四世紀開始，基督教就開始憑藉優勢地位甚至使用暴力強制人們的歸依，猶太人自然也是被迫改宗的物件。猶太人往往要被迫在改宗和死亡之間做出選擇，1096年五月，一群猶太人在聽到十字軍將要到來的消息後，來到了艾德伯特主教那裏避難，由於拒絕改宗的要求，反而被主教下令處死，兩天之中竟有800人被殺害。基督教會除了利用改宗來迫害猶太人外，還往往炮製或散播一些謠言來迫害猶太人。例如猶太人用基督徒進行血祭的誹謗，猶太人指使別人投毒的謠傳等，“這些故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歐洲各地重複著，並幾乎總是伴隨著‘奇跡’般的悲劇”10。黑死病在14世紀流行時，又有人認為是猶太人和魔鬼合夥帶來了黑死病。甚至在1241年蒙古人入侵歐洲時，竟有人提出蒙古人是“失蹤的以色列十支族”，猶太人應當為此負責。這種反猶主義的宗教性在中世紀以後有所減弱，但並未消失。在俄國，到了19世紀七十年代有關血祭誹謗案的報導還不斷見諸報端。在歷次的反猶惡浪中，與猶太教有關的東西都會是被襲擊的重要物件。1938年的“玻璃破碎之夜11”事件中，一夜之間就有200座猶太會堂遭焚燒。1937年，羅馬尼亞頒佈的法令中，還包含有禁止猶太禮儀屠宰、強迫猶太人在安息日勞作等條款。
5、民族性和種族性。近代以來，反猶主義與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結合起來。拿破崙帝國的擴張和征服促成了不少歐洲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作為客居地民族的猶太人因為一直無法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自然也是他們排擠的對象之一。“在18世紀民族主義開始上升並開始取代日益衰落的宗教的時候，猶太人仍然是被敵視的對象。”12種族性是反猶主義的又一特點，歐洲的一些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還煞有其事的以所謂“科學”的形式來闡述其他種族都劣於日爾曼種族。英國人豪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在《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中就認為猶太人是一個沒有價值的民族，它的任務是破壞日爾曼種族的純潔，“繁殖一群假希伯來人混血兒，即一個在體質、精神和道德上無疑都發生了蛻化的民族。”正是這種思想最後竟成為希特勒反猶思想的一個理論來源，希特勒明確宣稱它的使命就是破壞“猶太人專制的上帝”，13盡力限制猶太人以維護雅利安血統的純潔，在這種荒謬理論的支配下，猶太人成了這場世紀大浩劫的無辜的犧牲品。
從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在相對成熟的革命理論的指導下，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猶太革命家和工運領袖，如革命導師馬克思、法國的左翼領袖羅沙•盧森堡、匈牙利共產黨領袖庫恩•貝拉以及俄國的托洛茨基等，一些反猶分子利用民眾對共產主義的畏懼心理把反猶與反共結合了起來，從而使反猶主義又有著濃厚的反共色彩。1905年發表的《錫安賢達議事錄》一開始並不為人們所重視，可是到了1919年以後，就開始在西歐流行。出於對布爾什維克的恐懼，一些人開始相信“如果世界要防止心懷敵意的猶太人，使他們的陰謀不能實現，就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反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14儘管這本小冊子很快就被證明是偽造的，然而還是有眾多無辜的猶太人成為冤魂，造成的惡劣影響更是不可估量。
反猶主義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徹底消除猶太人的民族意識，使之喪失民族認同感和民族特性。然而無論是宗教反猶主義，經濟反猶主義還是種族反猶主義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相反卻促成了猶太民族內部的團結和民族特性的增強，並最終促成了近代錫安主義運動的興起和當代以色列國的建立，這是那些反猶主義者所始料不及的。一些學者在研究納粹大屠殺時指出“想要‘消滅’猶太民族的希特勒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反倒大大加快了猶太國家的重建和猶太文明的復興進程”15。如今，希特勒和他的納粹政權早已煙消雲散，然而反猶主義的幽靈卻依然在歐洲的上空徘徊。
“反猶主義”一詞在英文中為“anti-semitism”,其動詞形式為“anti-semite”，它是由首碼“ anti”和詞根“Semite(閃米特族)”組合變化而來，從字面意思上看，應是“反閃主義”。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人們都習慣於用這一辭彙來指代反猶主義。有學者認為這一辭彙是在19世紀由德國記者威廉•馬爾因在《猶太教戰勝德意志社會》中首先提出來的，儘管這一辭彙出現於19世紀，對猶太人的迫害早在上古時期就已出現。我們一般認為反猶主義是一種把整個猶太人作為迫害和排擠對象的社會現象、社會思潮和社會行為，反猶主義在不同的社會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在歷史上，歐洲的反猶主義最為嚴重，對歷史的影響也最大，歐洲之所以會頻頻發生反猶的惡浪是由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特點所決定的。
1、歷史的慣性作用。歐洲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迫害始於希臘羅馬時期，當時主要是為了推行希臘化政策，鎮壓猶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羅馬帝國的滅亡以後，一方面帝國內長期推行的反猶政策在社會中形成的反猶排猶思潮並沒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羅馬帝國推行的反猶措施被後羅馬時代各國所繼承。日爾曼部落打敗羅馬帝國以後，最初並沒有積極的學習希臘羅馬的優秀文化，而是去繼承和發展基督教，也包括對被稱為“異教徒”的猶太人的迫害。例如在西元438年生效的羅馬提奧爾西法典中規定的針對猶太人的附加條款，後來就成為一些人反猶的法律依據。
2、經濟上的偏見和短視。由於猶太人一直被視為魔鬼和異教徒，所以他們的就業和經營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從事商業和金融業，特別是高利貸行業。流散到各地猶太人憑藉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斂起大量財富，但這又會成為當地人妒嫉和仇視的對象。基督教禁止基督徒進行放貸食息，所以猶太人的放貸一直被視為是“罪惡勾當”，實際上“這是一個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後則是基督教歐洲對猶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種族歧視。”1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繪的猶太高利貸商夏洛克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歐洲人心中對猶太人的偏見。
歐洲統治者一方面迫害猶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猶太人作為“敲竹槓”的榨取對象。法國統治者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滑稽，從西元1182年到1321年，法國曾四次驅逐猶太人，為了財稅收入又四次召回猶太人。1361年法國國王好人約翰被英國俘虜，為了籌集巨額贖金，允許猶太人返回法國，1394年又把他們驅逐了出去。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阿巴•埃班在《猶太史》中曾寫道“他們（猶太人）在英國短暫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紀猶太人的命運：始則受鼓勵，繼而受辱，受迫害，最後則遭驅逐。”2近代歐洲資本主義興起以後，猶太人在經濟競爭中的優勢也成為非理性反猶的新藉口，一些反猶組織通過聯合抵制的辦法反對猶太人，把猶太人排除在一些行業和社團組織之外。在奧地利，一些反猶主義者在報紙上和集會上就公開打出“不從猶太人處購貨”的口號。法國反猶分子愛德華•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國猶太人》一書中竟然提出：法國的經濟蕭條和社會貧困是猶太人的罪過。他認為猶太人在法國人口中雖然只占0.25﹪，可是他們卻掌握著法國一半以上的財富，所以要徵收猶太人“顯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財產”。這本書在出版的當年就售出了十萬冊，在社會上起到了極大的蠱惑作用。
3、政治地位的缺乏。猶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數族裔的面目出現的，他們的經濟地位凸顯了他們這一群體的獨特性，但他們始終沒有完全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來保障自身的利益，這使得他們始終是一個脆弱的群體，再加上一些當權者別有用心的縱容和挑唆猶太人常常會無端的成為權力爭鬥犧牲品。在中世紀，一些歐洲國家統治者為了討好教會，不遺餘力的迫害猶太人。到了近代，歐洲各國的統治者為了轉移國內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視線，又往往拿猶太人作為“替罪羊”。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的沙皇政權就利用反對猶太人來轉移國內的不滿，在當時的反猶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世紀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納粹勢力同樣是利用人們對猶太人的仇視來一步一步奪取權力的。從歷史上來看，從《聖經》中在埃及為相的約瑟到在波斯國為後的以斯貼，從近代歐洲的“宮廷猶太人”到當今美國的猶太人，凡是猶太人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時候，其權利就可以得到較好的維護，就可以有效的抵禦反猶主義的攻擊。
4、宗教文化上的不相容性。西元4世紀後隨著基督教被羅馬帝國宣佈為國教後，它就逐漸在歐洲取得了統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來自猶太教的質疑，被基督教奉為經典的《新約》和基督耶穌一直為猶太教所否認，這種否認實際上就是對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種質疑“幾千年來，上帝、托拉、以色列一直是猶太教所包含的內容，猶太人對這些東西的忠誠就成為反猶主義的一個藉口。它們使猶太人被視為局外人，更為重要的是被視為是對非猶太人神祗合法性的一種挑戰。”3這是基督教占統治地位的歐洲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宗教傳說中的猶太人對基督耶穌的迫害，以及一些人別有用心的把猶太人附會成為出賣耶穌的猶大的後裔，這些宗教傳說不論其真實與否，在基督教會不厭其煩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加深著基督徒對猶太人的偏見，並導致了一種強烈的宗教復仇情緒。最後是在宗教價值觀上的對立。
猶太人自認為是上帝的“特選子民（the Chosen People）”，與上帝有著某種契約關係；基督教雖脫胎於猶太教，但已演變成一種普世的宗教，它認為所有的人都可以歸化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負有拯救人類和世界的使命。所以，當基督教與具有優越感的猶太教迎頭相撞時，衝突就不可避免了，要麼被歸化，要麼成為“萬惡不赦”的異教徒。正因為如此，那些狂熱的十字軍戰士在東征時就提出了“幹掉一個猶太人，以拯救你的靈魂”的口號，基督教會也想盡辦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來迫使猶太人改變信仰乃至消滅掉他們。
猶太人由於在宗教和價值觀上的獨特性，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有別於基督教世界。這種差異使他們往往被視為是“非我族類”，進而形成一種深刻的偏見。按理上說這種差異並不一定能成為現實的衝突，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內部都存在兩種機能：排斥性和包容性。排斥性有助於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穩定，它是一種文化出於保護自身的本能而對外來異質文化的做出的反應。包容性則有利於吸收外來文化並適應社會的發展。這兩種機能發揮作用並不是同步的和均衡的，它與這種文化自身的自信程度和開放程度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等有著密切的聯繫。由於希臘羅馬以後的歐洲世界不具有中國文化上的那種優越和自信，再加上基督教佔據社會思想主體地位後所帶來的偏執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對異質的猶太人和文化表現出了強烈的排斥而不是寬容。這樣，以兩種不同宗教信仰為主體的社會在文化生活上表現出的差異竟然成了一種現實衝突的藉口。
二 歐洲反猶主義的歷史特點
1、反復性和週期性。歐洲歷史上的反猶活動不僅出現很早，而且持續的時間也很長，並呈現出一定的週期性。歐洲的反猶主義從上古時期產生以後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它往往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反猶浪潮，這種週期性在不同的時期受著不同因素的影響。在古代，它主要受宗教和統治者的寬容程度有關，這也是宗教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反猶程度在總體上遠高於其他時期的一個原因所在，而在當權者相對寬容的南歐和西南歐猶太人的生活狀況略好一些。到了近代，社會經濟狀況、政權的民主程度和民族主義勢頭也成為影響反猶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社會經濟狀況惡化的時候，猶太人就很容易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更是如此。在一些社會相對比較民主和民族主義情緒不是那麼激烈的時候，反猶主義程度也就會略輕一些，因此從總體上看，進行資產階級革命較早的西歐反猶主義要比東歐和俄國稍好一些。當然這並不是絕對的，比如民主化程度較高的法國在1894年還爆發了像“德雷福斯案件4”這樣的惡性反猶事件。
2、殘酷性。歷史上歐洲各國對其他一些少數族裔如吉普賽人的歧視也同樣存在，但都比不上對猶太人迫害的殘酷性.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偏見和歧視，而是對整個猶太民族的仇視和憎恨，它也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和觀念，而是一種遍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行為，即從肉體上和精神上對猶太人進行迫害的行為，這些行為還往往受著法律的保護和當局的默許。在整個歐洲，猶太人幾乎無一例外的被限制在“格都5”或是“柵欄區”之內，儘管如此，他們還經常被驅逐。生活中的猶太人不僅會經常受到反猶勢力毆打、掠奪和襲擊，還要面對時不時爆發的反猶大屠殺，先是基督教會對“馬蘭內”6和不願改宗者的屠戮、十字軍東征時的濫殺，後來是沙俄和東歐出現的“波格魯姆7”事件和希特勒的“最後解決方案8”，在歷史上對一個無辜的族裔進行如此殘忍的長期迫害恐怕為歐洲所僅見。
3、廣泛性。這種廣泛性首先表現在反猶主義存在的地域上，從南歐到北歐，從西歐到東歐，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反猶主義，猶太人生活狀況曾經稍好的伊比利亞半島、中歐的德國和東歐的波蘭、俄國等後來也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反猶活動。其次是社會階層的廣泛性，歐洲社會，從政治、知識精英到一般民眾，從宗教人士到非宗教人士以及不同的教派之間不管內部有無分歧，在反猶問題上都是一致的。政治猶太複國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利奧•平斯克對此曾有過精闢的論述“對於活著的人，猶太人是死去的人；對於當地人，他們是異己和流浪者；對於有產者，他們是乞丐；對於窮人，他們是剝削者和百萬富翁；對於愛國者，他們是沒有祖國的人；他們是社會各階層都厭惡的競爭對手”9。這種廣泛性還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教育等，凡是有猶太人生活的地方，反猶主義就會尾隨而至。
4、宗教性。縱觀歐洲歷史上的反猶活動大都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不僅許多反猶活動以宗教因素為藉口，歷次反猶活動中與宗教有關的教堂和墓地也會成為襲擊的目標。猶太人進入歐洲不久，基督教就上升為國教。從西元四世紀開始，基督教就開始憑藉優勢地位甚至使用暴力強制人們的歸依，猶太人自然也是被迫改宗的物件。猶太人往往要被迫在改宗和死亡之間做出選擇，1096年五月，一群猶太人在聽到十字軍將要到來的消息後，來到了艾德伯特主教那裏避難，由於拒絕改宗的要求，反而被主教下令處死，兩天之中竟有800人被殺害。基督教會除了利用改宗來迫害猶太人外，還往往炮製或散播一些謠言來迫害猶太人。例如猶太人用基督徒進行血祭的誹謗，猶太人指使別人投毒的謠傳等，“這些故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歐洲各地重複著，並幾乎總是伴隨著‘奇跡’般的悲劇”10。黑死病在14世紀流行時，又有人認為是猶太人和魔鬼合夥帶來了黑死病。甚至在1241年蒙古人入侵歐洲時，竟有人提出蒙古人是“失蹤的以色列十支族”，猶太人應當為此負責。這種反猶主義的宗教性在中世紀以後有所減弱，但並未消失。在俄國，到了19世紀七十年代有關血祭誹謗案的報導還不斷見諸報端。在歷次的反猶惡浪中，與猶太教有關的東西都會是被襲擊的重要物件。1938年的“玻璃破碎之夜11”事件中，一夜之間就有200座猶太會堂遭焚燒。1937年，羅馬尼亞頒佈的法令中，還包含有禁止猶太禮儀屠宰、強迫猶太人在安息日勞作等條款。
5、民族性和種族性。近代以來，反猶主義與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結合起來。拿破崙帝國的擴張和征服促成了不少歐洲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作為客居地民族的猶太人因為一直無法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自然也是他們排擠的對象之一。“在18世紀民族主義開始上升並開始取代日益衰落的宗教的時候，猶太人仍然是被敵視的對象。”12種族性是反猶主義的又一特點，歐洲的一些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還煞有其事的以所謂“科學”的形式來闡述其他種族都劣於日爾曼種族。英國人豪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在《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中就認為猶太人是一個沒有價值的民族，它的任務是破壞日爾曼種族的純潔，“繁殖一群假希伯來人混血兒，即一個在體質、精神和道德上無疑都發生了蛻化的民族。”正是這種思想最後竟成為希特勒反猶思想的一個理論來源，希特勒明確宣稱它的使命就是破壞“猶太人專制的上帝”，13盡力限制猶太人以維護雅利安血統的純潔，在這種荒謬理論的支配下，猶太人成了這場世紀大浩劫的無辜的犧牲品。
從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在相對成熟的革命理論的指導下，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猶太革命家和工運領袖，如革命導師馬克思、法國的左翼領袖羅沙•盧森堡、匈牙利共產黨領袖庫恩•貝拉以及俄國的托洛茨基等，一些反猶分子利用民眾對共產主義的畏懼心理把反猶與反共結合了起來，從而使反猶主義又有著濃厚的反共色彩。1905年發表的《錫安賢達議事錄》一開始並不為人們所重視，可是到了1919年以後，就開始在西歐流行。出於對布爾什維克的恐懼，一些人開始相信“如果世界要防止心懷敵意的猶太人，使他們的陰謀不能實現，就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反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14儘管這本小冊子很快就被證明是偽造的，然而還是有眾多無辜的猶太人成為冤魂，造成的惡劣影響更是不可估量。
反猶主義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徹底消除猶太人的民族意識，使之喪失民族認同感和民族特性。然而無論是宗教反猶主義，經濟反猶主義還是種族反猶主義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相反卻促成了猶太民族內部的團結和民族特性的增強，並最終促成了近代錫安主義運動的興起和當代以色列國的建立，這是那些反猶主義者所始料不及的。一些學者在研究納粹大屠殺時指出“想要‘消滅’猶太民族的希特勒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反倒大大加快了猶太國家的重建和猶太文明的復興進程”15。如今，希特勒和他的納粹政權早已煙消雲散，然而反猶主義的幽靈卻依然在歐洲的上空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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