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日本－什麼是武士道精神？.

一、近來在台灣被歌誦的「武士道」

‧台灣人的「武士道」熱

　　隨著日本流行文化與哈日風潮這幾年在台灣蓬勃的風行，「武士道」一詞這幾年在台灣也成了一個話題，坊間開始流行一些談論日本精神與武士道的書籍，甚至有人開始歌頌起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促進日據時期台灣的「現代化」的動力，甚至是支持某些政治人物進行改革的理念，本文所要質疑的，就是「武士道」真的如目前市面上通行說法般對台灣是正面的嗎？

‧西方人眼中的「武士道」

　　英國人麗月塔（Trevor Pryce Leggett）從比較文化及日常生活行為的角度出發，比較英國「紳士道」與日本「武士道」之間的差異，雖然麗月塔也引用了武士道的經典著作《葉隱聞書》 [3] ，但麗月塔的用意顯然只在介紹英日兩國文化上的差異，並沒有深究「武士道」本身對日本人行為的指導作用出了什麼問題。

　　日前由好萊塢一線當紅明星湯姆克魯斯主演的電影「終極武士」（暫譯，The Last Samurai），劇情描述在1870年代，由湯姆克魯斯所飾演的一位美國內戰退伍軍官遠赴日本協助軍事訓練，後來被「武士道」所「感召」，最後也搖身一變成為武士，據說這部電影在美國試片後，獲得熱烈的影評，預定今年底會在台灣上映，可以想見，屆時勢必又將在台灣社會掀起一陣不明所以然的「武士熱」。

　　在此當頭，我們是否有必要來先釐清「武士道」究竟為何物？

二、武士道究竟是什麼？

‧武士道的起源究竟為何時？經典為何？

　　武士道的起源時間，一般學者都認為是在鎌倉時期 [4] ，新渡戶稻造則說明：「我們無法指出任何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然後說：「這就是武士道的源頭。」我們只能說，它在日本封建時期逐漸成形，而其起源的時間則跟封建制度密不可分。……在日本，我們可以說封建制度的興起差不多是在十二世紀末，跟源賴朝將軍家族的崛起同一時期。」 [5] 勝部真長則清楚的指出，是源賴朝與其家臣團之間的主人（將軍）和屬下（家臣）的關係 [6] ，奈良本辰也的說法也如出一轍 [7] 。

　　至於武士道的古典代表作，新渡戶稻造認為武士道是一套道德規範，是武士所必須遵守的原則，並沒有明文規定，而僅是一些口耳相傳的要訣或是格言，是一種心裡的準則，雖然十七世紀時有一本《武家法度》，但此書內容簡短而且多半圍繞著婚姻城堡及聯盟等主題 [8] 。

　　洪炎秋則指出在應仁之亂（1467年）以後，為了戰國時代的武士需要就出現了如《竹馬抄》、《今川狀》、《義貞軍記》、《大內家壁書》等武士訓一類的書，但仍是大名用來教誨子弟或家臣的家訓或規則而已 [9] 。

　　武士道理論性著作的出現是德川以後的事情，其中以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學》、《武教本論》影響最大，其他有中江藤樹的《文武問答》、貝原益軒的《武訓》、齋藤拙堂的《士道要論》等 [10] 。

　　武士道的古典代表作之一為《葉隱聞書》，簡稱《葉隱》或《葉隱集》，由佐賀藩士山本長朝傳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陳基於1716年所寫成，內容凡十一卷，是談武士的言行到武士的事蹟與心得修養等 [11]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許介鱗認為《葉隱》中所表現對生死的輕蔑與對生命的否定，後來便成為「迷失的武士道」 [12] ，更成為對中國侵略戰爭中旅順大屠殺、南京大屠殺以至於在殖民地台灣遂行各種大屠殺的邪道延伸，而新渡戶稻造以英文出版《Bushido》一書的理由，便是在世界各國譴責日本的野蠻行為，替日本辯護的背景下寫成的，而《Bushido》這部書後來也成為「武士道」在近代新詮釋的代表作 [13] 。

‧中國人眼中的「武士道」 ──從戴季陶的武士道觀談起

　　戴季陶的《日本論》，在中、日學界被譽為通論近代日本文明的三大著作之一 [14] 。因此我們先來看看戴季陶眼中的「武士道」是什麼吧！

　　戴季陶在談及日本的的武士道時，事實上將武士道總括為兩件事情：「仇討」跟「切腹」，「仇討」就是殺人，「切腹」就是自殺 [15] 。在戴氏眼中，武士道在行為的具體表現上，就是這麼貧乏的殺人與被殺而已。

　　至於精神層面，戴氏的批評更不客氣，「『仇討』就是中國所謂的復仇，……近代還有許多人以為這復仇的事實，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優美的性格。其實這也是一種「民族的自畫自讚」，如果這種行為，可以成為人類道德標準，那麼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負的資格了，不過這種行為，也是『生的奮鬥』的精神」。 [16]

　　說穿了，戴氏覺得這是連「非洲澳洲土人」 [17] 都有的一種人類的普遍行動，也就是說，這只是一種「生的奮鬥」的動物本能，不值得因為是日本武士在做這些事情而去大書特書。

　　當然，戴氏並非全然否定武士道的精神面，戴氏對於武士道仍有正面評價，但這是相對來自於戴氏對「町人」的貶抑：「……比較研究起來，一個是誠信的君子，一個是狡猾的市儈，一個高尚，一個卑陋，一個講修養，一個講勢利，這種極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別了」。 [18]

　　戴氏並據「武士道」精神批評後來日本的富豪及財閥「……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 [19] 例如：戴氏在《日本論》中特地舉出「助大刀」的例子，認為武士道是富有正義及道德精神的 [20] 。戴氏並且指出，「武士道」跟「町人根性」的根本差異即在於：「武士的性格，是輕死生，重然諾。商人的性格，是輕信義，重金錢。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猶太式的現金主義。」 [21]

　　林景淵甚至認為戴季陶在這裡所表揚的義助行為，可以宮崎滔天出錢、出力幫助孫中山從事中國革命為代表 [22] ，但由後來的相關研究看來，宮崎滔天對中國革命的幫助究竟有多少其實值得懷疑，至少從洪聖裴對於三井財閥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研究中，我們看不到武士道的「重然諾」與「輕死生」，我們只能看到被大陸浪人的「町人根性」所拋棄的可憐的中國革命志士而已 [23] 。

　　而且，武士道的「助大刀」精神影響所及，竟然連煙花女子都富有正義感，紛紛出手扶助維新志士，結果是「維新元勳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樓，就是從這一種關係來的」。 [24]

　　值得我們在這裡特別注意的是，戴氏在《日本論》中特地談論武士道的這個章節後半，從以武士道這種性格為跟底而發展出的軍國主義及在其他層面所產生的影響已透露出他的不安：「連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當中，都含著不少殺伐氣。這都是最值得我們研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戴季陶早在1927年完成的《日本論》中，便已提醒世人，「武士道」是一種殺氣十足的思想，只是戴氏當時沒想到這股殺氣後來瀰漫了大半個亞洲。

　　戴氏認為，這種大屠殺的勾當，是在「町人」之流身上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常常想，何以歐洲人對於美洲土人，那樣慘酷，竟忍心動者輒坑殺數十萬的土人，原來這種行徑，絕不是出於純粹的戰士，而是出於拿了刀的商人與流犯」。言下之意，戴氏覺得武士雖然輕視生命，但是絕不會跟那些歐洲殖民武裝集團一樣同流合污，為了商業上的利益而泯滅人性，證諸後來標榜「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軍人在中國的史實，筆者可以想見後來戴氏對於「武士道」的失落吧！

　　戴季陶對武士道的看法雖然也被林景淵批評為批判多於分析，並且運筆流於情緒化，甚至被認為恐怕沒有下工夫深入研究過這個問題 [25] ，但是林氏對武士道輕視生命這一點也沒有再去追究其真實性如何，例如林氏認為潘乃德在《菊花與劍》中提出的武士擁有「切捨御免」權力一事「有待商榷」，只承認武士的特殊地位是不容質疑的 [26] ，筆者認為這已經有變相替武士道遮掩的嫌疑了，因為「切捨御免」的行為並不難見諸記載 [27] ，僅以「有待商榷」來略過武士道的生命價值觀與隨之而來的暴行，顯然是避重就輕的作法。

三、武士道進一步發展成為軍國主義的思想支柱

　　中國日本史學會會長湯重南在剖析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脈絡時表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是一個龐雜的思想體系，其來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來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學中的封建糟粕，來源之三是皇國、神國史觀，進入近現代以後，又加上了從西方引進的一些所謂理論體系，……其乒拼湊的內容和混亂的表述往往使人難以分類和把握其邏輯層次」。 [28] 湯重南把武士道與其他宗教思想列為不同的思想體系，但是，新渡戶稻造表示，「武士道」本身就已經揉合了包括佛教、禪宗、神道教、孔孟思想、陽明學等的內容，並將之吸收內化 [29] 。

　　雖然津田左右吉在這個分析上覺得有所出入，「你如果以為武士道是由儒教和禪宗領導出來的，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30]

　　但這些思想分析上的歧異，都不妨礙一個事實，那就是「武士道」確實是日本軍國主義成形的幫凶。日軍日後在所到之處，將武士道輕視生命的精神「發揚光大」的結果，史跡斑斑，以下舉一例證，說明武士道是藉由怎樣的過程在台灣建設「現代化」的基礎。

四、武士道在台灣

　　歷來頌揚「武士道」在台灣現代化的成果，不外乎是嘉南大圳等農業建設的治績。1900年時，在日本人在三角湧（現在的三峽）成立台灣第一個農民組織，為台灣農會組織的濫觴。但是這個全台灣第一個農會組織為什麼會是在三峽出現，而不是在其他農業大縣呢？在此之前，我們來回顧當年在三峽、大溪一帶，在崇奉武士道的日軍來了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三角湧（今三峽） [31] 、大嵙崁（今大溪） [32] 一帶，在清朝時期原本為盛產樟腦的地方，按清朝官方修訂的《台灣通志》〈餉稅〉、〈雜稅〉、〈腦務〉「臺北府腦務總局，光緒十三年設；十七年，改歸磺務委員兼辦，北路大嵙崁分局、三角湧分局、雙溪口分局皆光緒十二年設」。 [33] 清朝已於光緒12年（1887年）在今日的三峽及大溪設腦務局，但在更早之前，同治年間便已在此地設民隘「三角湧十三天隘：民隘，在海山堡內山橫崗，距城東七十四里，大姑崁之北，今設隘丁十名」。 [34] 1895年6月7日，日軍在鹿港浪人辜顯榮引導下進入台北城，大嵙崁總兵余清勝未戰先懼，竟然於6月13日欲與日本人協商，願交出所有駐防軍及隘勇的分佈資料，以求日軍保護其歸國。所有屯兵隘勇皆不恥這種行徑，遂決定與日軍奮戰到底 [35] 。

　　日軍於7月12日到達三角湧街之後，遭到當地義軍強烈抵抗，前後四天的戰鬥日軍折損超過600人，成為台灣北部抗日行動中最著名的一役，戰爭中與戰事結束後，日軍在這地區展開大規模的屠殺，被殺害的無辜百姓達5000人，燒毀民宅7、8000棟 [36] 。

　　由於台灣人的游擊式頑強抵抗，令日軍大為困惱，「總督認為，當地人狡猾頑固，現在如不能嚴加懲治，將來必為後患。總督十七日指示師團長，在從新竹出發開始南進之前，要用足夠的兵力掃蕩台北至新竹一帶。」然後便據此編制了山根、內藤、松原三個支隊進行「掃蕩」的工作 [37] 。名為「掃蕩」，其實就是報復，當時日軍所採取的態度就是，「日本兵士只要每被殺一人，必拿五十個台灣人的生命作為賠償。」 [38] ；這三個支隊沿著大嵙崁溪進行掃蕩，沿路屠害抵抗的台灣人，並且所到之處皆將部落房舍全部焚毀，「此次大掃蕩歷時四天，殲滅敵人數百，燒毀房屋數千。沿路各村落敵我的槍聲、爆炸聲不斷，叫喊聲不絕於耳。」結果，在這一陣大燒殺之後，「火焰遠連大科崁街二十餘里」<

　　 日本人的精神與行為在西方人眼裡充滿神秘而不可解的美感，特別是對輕蔑生命價值的這一點。早期的外國人在見到日本人切腹的整個儀式過程時，便已覺得武士道是一種殘忍到難以理解的精神 [1] ，二次大戰末期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性攻擊在西方人眼中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舉動，法國後現代文學大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觀察到日本人的這種自殺行為時，以「死亡就是意義」來解釋乃木希典偕其妻自殺以陪明治天皇殉葬的意義，但羅蘭巴特並沒有再進一步追究這種自殺舉動的深層心理成因，只對其加以冷漠而解構式的解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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