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以來，中國軍事實力逐漸落後於西方國家。中國人為求存圖強，發生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運動，同時也對儒教產生強烈懷疑，發起了批判。1912年民國成立之後，對是否再將儒教定為國家思想產生了分歧。民國初年以來康有為的孔教運動倡導儒教和國家官僚組織分離，按基督教模式允許人人祭天，允許人人祭孔，因為「自共和以來，教化衰息，紀綱掃蕩，道挨凌夷，法守集壞，禮俗變易，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盡，人心風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極。」[3]革命人士主張不再尊儒，而康有為、陳煥章等人成立孔教會，呼籲將孔教定為「國教」，並得到大總統袁世凱的支持。後因袁世凱稱帝失敗，請定國教運動也沉寂下來。但是康陳繼續在民間傳播孔教，並且還創造了一些宗教化禮儀。與此同時，以學衡派為首的一批認為傳統儒家思想通過更新能夠適應現代文明的學者，則力圖用現代觀點重新解讀儒家經典，創造「新儒家」。新儒家與康有為和陳煥章的孔教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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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儒教的由來與發展
儒教發源自堯舜禹的五教。堯舜即注重「敬敷五教」。[4]「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5]「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6]五教即五禮,全是家庭之禮。其中"五教" ,就是處理人際道德關係的五種基本規範,即孟子所解釋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7]堯舜禹的臣子皋陶興"五教"、定"五禮"、創"五刑"、立"九德"、親"九族"。《尚書·皋陶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因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教即是儒教。「堯、舜、禹、湯之執中,與孔子所本於堯舜之執中者,於何見之?見之於庸德、庸言而已。故中字屬於理境,而庸字屬於行為。講儒家之學,必須注重倫理,始可見其自契敷五教以來, 一脈相承之統系,否則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之說,亦不能得其解。」[8]這也是太史公說儒教「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原因。「儒」是春秋時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熟悉夏商周詩書禮樂的術士。《說文》：儒，術士之稱。《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周朝「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9]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10]周朝的禮儀、典章、制度取於夏朝、商朝，並且發揚光大，是儒者心中理想的制度。詩書禮樂是周朝的王官之學，又稱古之四教，周朝貴族的教科書。《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談到教育王室公子時所開列的教材即包含了這六部古書。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處，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會合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11]這裡的《春秋》和《世》都是史書，《令》是關於時令節日天文曆法，比如《禮記·月令》。《語》是指《國語》《家語》，比如傳世的《孔子家語》。《故志》是指孔子收入《尚書》中的《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洛誥》之類。《訓典》則是《尚書》中的《堯典》《舜典》《伊訓》之類。孔子把周朝的王官之學帶入民間，儒教就是基於詩書禮樂發展而來的禮教，並經過孔子的傳承以及後來歷朝聖賢對於五經的闡釋不斷完善。荀子說「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12]儒教以孔子為至聖先師，以昊天上帝為至上神，上帝給人類指派了君和師，讓他們來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13]「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14]
漢朝孝武皇帝時定為中國官方統治思想，尊六經立學宮，重視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的禮儀制度的建設，被稱為經學，或者漢學，此後成為中國的正統。唐朝制定了《開元禮》成為後代禮儀制度的模範，其中對於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詳細的、具有法典意義的規定。古代中國人把儒教叫做「聖教」。
南朝朱熹創建理學，尊四書、重視培養內心虔誠的「孔孟之道」。朱熹的儒教思想體系從天地萬物說起，從格物致知入手，落實於人倫日用，道德修養，歸結為求仁，成賢成聖。他制定的《白鹿洞書院學規》，同時也是他的施政方針。他用畢生精力注釋的《四書集注》，成為宋代以後官方培養人才的標準教科書。理學以及心學又被稱為宋學。
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廢止讀經，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民國早年還曾有「打倒孔家店」的運動，到國民政府時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為國家祭祀。1949年後，中國大陸否定儒家思想，並曾有批林批孔運動，而在台灣則有相反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國大陸在進入改革開放以後，儒教重新逐漸得到重視。儒教至今對很多中國人的思想依然有很重大的影響。儒教也是古代韓國和越南的官方正統思想，現在儒教對韓國、越南以及日本一些人的思想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編輯] 儒教聖經
儒教聖經指的是孔子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15]「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絀繆異。」[16]「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兮，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17]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詮釋五經，完備禮制的經學是漢晉隋唐的主流。著名的經學家有鄭玄、王肅、孔安國、趙岐、何休、王弼、韓康伯、范寧、何晏、郭璞、孔穎達、賈公彥、徐彥、邢昺、孫奭等。南宋時朱熹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合為「四書」，「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18]朱熹認為古禮不可考，倡導道統之說，自創《朱子家禮》。南宋以來的科舉考試重心也轉向四書，標誌理學成為主流。著名的理學家有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張載、王陽明等。
[編輯] 儒教禮儀
儒教禮儀包括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19]吉禮是五禮之冠，主要是對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禮，以就是「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20]《禮記·祭統》說：「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按照《周禮·春官·大宗伯》的說法，嘉禮包括飲食之禮，婚冠之禮，賓射之禮，饗燕之禮，脤膰之禮，賀慶之禮。華夏王朝秉承《尚書》華夷之辨之旨，《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明史》均有禮儀志或祭祀志，以示繼承周禮。| 周禮 | 分類 | 禮名 |
|---|---|---|
| 吉禮 | 天神 | 郊祀、大雩、朝日、夕月、祓禊 |
| 吉禮 | 地祇 | 祀皇地祇、神州、社稷、五嶽四瀆四鎮、海、祀社稷山川、五祀 |
| 吉禮 | 人鬼 | 享宗廟、祭孔 |
| 嘉禮 | 飲食之禮，婚冠之禮，賓射之禮，饗燕之禮，脤膰之禮，賀慶之禮 | 冠禮、笄禮、聘禮、婚禮、節令（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視朔、冬至朝賀、除夕、元旦、鄉飲酒、鄉射禮 |
| 賓禮 | 接見、宴請外賓 | 相見禮、燕禮、公食大夫禮、覲禮 |
| 軍禮 | 射禮、大儺、講武、告齊太公廟 | 大射 |
| 凶禮 | 喪禮、葬禮、致奠、探病 | 既夕禮、虞禮 |
[編輯] 吉禮的甲骨文證據
吉禮可以追溯到殷商時代，根據《尚書》則能追溯到堯舜禹時代，是真正古老的華夏傳統。甲骨卜辭中已見"帝、鬼、巫、褅、雩、蒸、祝"等字。[21]甲骨卜辭所記的商代人崇拜的東西,第一是上帝,其次是日、月、雨、雲、雪、四方、山、水等自然神祇。[22]比如有「丁丑卜,嗔貞:其壬丁宗門告帝甲暨帝丁,受又」。[23]從甲骨卜辭所見,商人求雨的巫術一是焚人祭天,一是用龍參加祭祀。前者焚的是"巫"〈上天使者)與"旌" (不祥之人) ,目的是感動上帝哀憐亢旱而賜雨。甲骨卜辭中的求雨之祭均伴隨舞蹈，[24]在甲骨文中有"辛卯奏舞,雨。癸巳奏舞, 雨。甲午奏舞雨。"[25]甲骨卜辭記: "庚寅卜,辛卯隸舞雨; 壬辰隸舞雨;庚寅卜,甲午隸舞雨"。甲骨卜辭中有大量"貞我舞,雨"，"茲舞,人從雨"之類的文字。在甲骨文中, "舞"寫作"喪"或"鋌" , 像人舞若兩袖形。又有「貞:有鹿 ?亡其鹿?」在這些卜辭中,「其鹿」的用意是占問是否用鹿來獻祭上帝的意思。 "儺" 在商代已有,在甲骨文中寫作"宼"。商代甲骨文對四方神的祭祀分為三類，其中就有祓禳。 另如田狩，甲骨卜辭有「戊午卜敖貞「我狩砌禽」」說明了武乙同帝辛時代舉行次故之多而已。武丁時一次打獵,就捉到了一頭老虎,四十頭鹿,一百六十四頭狐狸,一百五十九頭小鹿。[26]
[編輯] 儒教服飾
孔子曰：「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服周之冕」。[27]因此歷代華夏王朝的史書都有繼承周禮的輿服制。儒教服飾體現了「象天法地」「絕地天通」的信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通過《周禮》中的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等級化而來。天子六服象徵天，有三辰昭其明；王后六服象徵地，而有五行相生。[編輯] 儒教曆法
儒教曆法來自《禮記·月令》。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除夕送寒氣而有大儺之禮。[編輯] 基本教義
敬天，奉祖，孝親，忠信，仁義，崇禮，性善，弘毅，見賢思齊。- 「三綱」：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
- 「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 「三達德」：智、仁、勇
-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
-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孝經》）
-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傳》）
-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
- 「持志養氣」、「養浩然之氣」（孟子）
-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
- 「三希修鍊」：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北宋〕周敦頤）
-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北宋〕張載）
[編輯] 儒教是否是宗教的各種觀點
中國宋代以來常把儒道釋三教並稱（此外還有胡人信奉的三夷教，即摩尼教、景教和祆教[28]）。「吳尚書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29]可見古人眼裡儒教是與道教佛教一樣的宗教。明代末年，利瑪竇來華試圖通過「驅佛補儒」，篡改儒教的教義（比如偷換上帝概念）基督化中國，策劃通過「合儒-補儒-超儒」「陽闢佛而陰貶儒」「貶佛毀道，援儒攻儒」的路線圖超越儒家，取而代之，達到以夷變夏的目的，遂倡儒教非教說。他甚至偷換儒家聖教中的「上帝」「聖經」的概念。這引起了明朝士大夫和佛教徒的極度不滿。崇禎年間的《刻辟邪集序》中說：「有利馬竇、艾儒略等，託言從大西來，借儒術為名，攻釋教為妄，自稱為天主教，亦稱天學。」[30]利瑪竇一死，繼任者立即認為儒教是宗教，引發禮儀之爭，教宗克萊蒙十一世發布教宗敕令《自那一天》絕對禁止中國天主教徒敬天祭孔祭祖。1742年，教宗本篤十四世在教宗敕令《自上主聖意》「禁止傳教士對敬天祭孔祭祖問題進行再議，並堅決否定克萊蒙十一世特使Charles Ambrose Mezzabarba的八條變通辦法，要求堅決執行《自那一天》禁令。[31]20世紀初，滿清政府還頒布了《學務綱要》：「外國學堂有宗教一門，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學堂不讀經，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梁啟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中第一個提出了儒教非教說，否定了自己早先在《西學書目表》的儒教說，認為孔子所教「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子應與蘇格拉底並稱，而不能與釋迦、耶穌並稱，「夫不為宗教家，何損於孔子！」。蔡元培、陳獨秀發展了梁氏的儒教非教說，否認孔教是教，但不否認漢武帝之後存在過儒教。陳獨秀正告康有為：「吾國非宗教國，吾國人非印度、猶太人，宗教信仰心，由來薄弱」奠定了「中國古代無宗教說」的基礎。他們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獲得了五四時期學者的全體支持。1982年崔大華發表於《哲學研究》第六期的《「儒教」辨》以及錦全發表《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的《是吸收宗教的哲理，還是儒學的宗教化？》認為儒學的核心是道德、倫理，因為儒學沒有人格神，沒有彼岸世界，沒有把孔子當作神。儒教不像道教那樣可以成仙升天或者像佛教那樣講究來世，也沒有西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樣的天國。但這是各大宗教的不同特點，並非宗教的構成要素。而猶太教、瑣羅亞斯德教和神道教也是沒有天國的概念，舊約里甚至沒有「天國」一詞。[32]早期中國原始宗教具有上帝、四岳、祖先等諸神崇拜，儒教承認存在神、鬼，但不關心其世界的事，而將注意力完全放在現實世界，儒家左丘明的左傳說「神無福也」，按照儒家歷史觀，神不是決定戰爭勝敗、國家發展或者衰敗等等一系列人間世事的主宰，儒家認為「先王之道」（即周文王、周武王所實施的政策和治國理念）才是保證社會穩定和國家昌盛的根本因素。然而根據出土金文化考古材料，周文王、武王所實行的政策以及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儒家所提倡的「先王之道」有很大的區別，實際上儒家的「先王之道」更像是一種基於西周早中期社會的理想模式。漢武帝以後儒教和其他一些思想流派結合，出現了祭天地、拜孔子、敬祖先等個別中國原始宗教的儀式，不過中國原始宗教的很多內容已經失傳（有一些內容保存在道教科儀之中），今天人們只能通過甲骨文、西周金文等出土文獻去了解夏、商、周三代的中國原始宗教。儒教雖然和亞伯拉罕諸教有很大的區別，但毫無疑問儒教是東亞古代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之一。
新文化運動以後，儒教是教說的第一篇文獻是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一期發表的《論儒教的形成》，此後就是《儒家與儒教》等論文。儒教是教說的依據是儒家經典神聖化建立了儒教神學體系。神學化的儒家，把政治、哲學和倫理三者融為一體，形成龐大的儒教體系，在意識形態中一直佔據著正統地位。儒教的來源，一是殷周時期的天命神學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一是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宋代創立的理學標誌著儒教的成熟。儒教崇奉的對象是「天地君親師」，有神靈系統和祭天、祀孔的儀式，儒教的經典是六經，中央的國學和地方的府、州、縣學就是儒教的宗教組織，學官就是儒教專職的神職人員；儒教不講出世，不主張有一個來世天國，而把成賢成聖作為宗教的最高追求；其教義就是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神化和宗教化。朱熹對神靈非常虔誠，每遇大事，要向孔子報告；天旱少雨，向山川等神靈祈禱。朱熹的宗教感情，是儒者宗教感情的典型體現和集中代表。人神關係在儒教中的表現，就是天人關係。在儒教中，天是人命運的主宰，人必須順從天的意志。董仲舒說天有意志，有喜怒，可以賞善罰惡。朱熹在董仲舒的基礎上，把天理性化，也把天人性化。認為天又道德的屬性——至善，從而使天人一理，天人貫通；對上帝意志的順從，就表現於對天理的遵守。[33]
何光滬指出儒教的天是佑民、討罪的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至上神。儒教的政教合一在性質上基本上是和基督教、伊斯蘭教一致的。[34]賴永海指出天即上帝是儒家的至上神，天的意志是儒家一切政治、倫理原則根本出發點。以昊天上帝為至上神的神靈系統是儒教的信仰系統。上帝最初乃是上古的祖宗神。宋代儒者把天、理、帝（上帝）等說成同實異名的概念，只是改變了上帝觀念，並沒有改變上帝是世界主宰的實質。孔子及優秀的儒者，死後都被祀為國家的公神。君主和儒者是尊奉天命治理和教化民眾的君和師。宋代開始，儒者們用哲學的理氣關係、心性之論，論證仁義禮智之教，忠信孝悌之德，都是天賦予每個人的本性，因此遵守這些原則，乃是自己的本分。儒學本質上就是釋經之學。[35]
另一方面，一些學者認為，不僅儒教，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是以人為中心的無神論宗教。[36]中國人重視葬禮，重視家族的延續，重視孝道，重視落葉歸根，對祖先的尊敬可以說是一種「宗教」習慣。[37]當代一些中國大陸人認為宗教是迷信，在言行上拒絕接受宗教，因而往往也不承認儒教為宗教。
[編輯] 台灣儒教與宗教
「儒教」一詞不必然是指「宗教」，有時只是指「教化規範」，而其「祭祀行為」亦有宗教性格。日治時期台灣山本曾太郎就指出：儒教是否為宗教？目前學者的研究尚無一致的看法；要斷定儒教是否為宗教是不容易輕下結論的。[38]，山本曾太郎認為儒教是一種「純然的宗教」。[39] 「儒教」是否為宗教的問題之所以為很多人士爭論根源在於「宗教」的定義。一些人支持來自於歐美的以基督教為樣板的「宗教」的定義，由此意義上來説，儒教不是宗教。一些人只是把「宗教」一次當作中國固有的「教化」來理解，由此説來，毫無疑問，儒教也是一種宗教。 不論「儒教是不是宗教」，但《台灣民報》的作者群常拿「儒教」與各宗教作比較，如吳三連說「孔子曰、大同、老子曰、無為而治、佛曰、極樂世界」，是宋代以來的儒、釋、道並論的「三教觀」。台灣社會雖然是各種宗教薈集之所在，然而還是以閩粵族群的儒教、道教、佛教，及揉和三教的民間信仰等這些傳統宗教最為凸顯。[40]信徒遍及臺灣主流人群的媽祖廟有被歸入儒教，但實則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並融入了道教乃至佛教色彩的民間信仰。台灣日治時期的宗教分類曾將「人格神」的信仰畫入儒教，因此媽祖信仰亦屬儒教，儒教成為台灣最大的宗教，戰後則將「人格神」信仰歸類為道教或台灣民間信仰，有時亦不承認儒教為宗教，現時有組織的儒教如中國儒教會、中華聖教總會等則承認為宗教團體。[41][42][43][44] 儒教中，在一定時期內被公認最有高尚品格的人稱作「儒宗」，如曾子、朱熹、二程、王陽明等。
[編輯] 印度尼西亞孔教會
印度尼西亞孔教會發展開始於1900年，當年成立「中華會館」，潘景赫和陳金山分別擔任會館主席和秘書；中華會館領袖李金福著《華人宗教》一文，肯定宗教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孔子學說是華人宗教的精髓。1923年，各地孔教會代表在中爪哇梭羅市舉辦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孔教總會，設在萬隆，後來在1924年正式成立，推選張震益和胡英恭為總會主席和秘書。日本侵佔印尼，認為孔教總會反對日本而下令凍結其一切活動。1955年，重新成立了全國性的孔教總會（MATAKIN）。1966年蘇哈托軍事政變上台後，華文教育被禁止，孔教會轉入地下和家庭活動。1972年統計，印尼有300萬孔教信徒，佔印尼華人的大半。1999年瓦希德當上總統後，孔教會才重新合法。2006年，印尼孔教會重新公開活動，印尼身份證上允許將孔教登記為自己的宗教信仰。2006年，蘇西洛總統出席春節活動承諾，在進入改革時代後，要根據憲法精神，解決印尼華人身份地位問題，讓華族與所有民族享有同等的權利，讓孔教同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地位[45]。目前，印尼孔教總會在印尼各地設有200個左右的分會——孔教會（MAKIN）。孔教會組織教徒定期以禮堂為主從事宗教祈禱、唱聖歌和學習經書等活動，還開展的活動有華夏傳統節日、聖誕日的祭孔儀式，家庭互助、小孩教育、新人結婚公證和舉辦婚禮，老人故去的喪禮舉辦，慈善、賑災等活動。孔教會出版各種儒家經典以及《孔子聖跡故事》、《孔教聖歌》、《禮儀手冊》、《中國文化》等書籍，並製作聖歌碟片、龍和麒麟圖案等各種用具和紀念品。由於曾經幾十年禁止華文，因此目前出版的書籍幾乎全是印尼文，孔教徒希望子女能學會華文，讀原版的經書和資料。印尼的孔教徒把曲阜看作「聖地」，希望一輩子至少要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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